25 黑死病：重塑欧洲命运的十字路口

1346年，黑死病，也称为腺鼠疫，抵达黑海沿岸城市塔纳。这场瘟疫源于中国，通过丝绸之路上的商旅传播，并通过老鼠身上的跳蚤传播。热那亚商人将老鼠带到塔纳，将跳蚤和瘟疫传播到整个地中海地区。1347年，瘟疫蔓延到法国、北非，并从意大利南部蔓延到北部。这场瘟疫杀死了所经地区大约一半的人口，意大利作家薄伽丘亲眼目睹了瘟疫在佛罗伦萨的爆发。他后来回忆说：“瘟疫的肆虐无法被任何智慧或能力阻止……它以恐怖和极端的方式传播，展现出其可怕的影响。它没有像在东方那样表现，在那里鼻子出血就是死亡的征兆。相反，它最早的症状是腹股沟或腋窝出现肿块，有时像鸡蛋大小，有时像普通的苹果……后来的症状会发生变化，许多人在手臂、大腿和身体其他部位出现黑色斑点和淤血……所有医生的建议和所有药物都无济于事……在大多数情况下，从出现我们描述的症状到死亡大约三天。”

英国人知道瘟疫正在向他们蔓延，并意识到即将到来的灾难。1348年8月中旬，爱德华三世国王要求坎特伯雷大主教安排大量祈祷仪式。许多主教写信要求神父在教堂里朗读祈祷词，以帮助人们应对即将到来的灾难。贝斯主教西鲁斯贝里写信给他的神父：“全能的上帝从祂的宝座以雷电和其他重击，摧毁祂想要拯救的子民。因此，自从可怕的瘟疫从东方蔓延到邻近的王国，我们非常担心，除非我们持续不断地虔诚祈祷，类似的瘟疫也会降临这里，击倒并吞噬这里的居民。因此，我们所有人必须来到主面前忏悔，唱圣歌。”

然而，这种方法没有效果。瘟疫爆发并迅速夺走了大约一半的英国人口。这场大灾难对社会制度产生了重大影响。许多人陷入疯狂。薄伽丘写道：“有人坚称阻止这场可怕疾病的最可靠方法是大量饮酒，尽可能享受生活，大声唱歌跳舞，抓住任何机会满足自己的欲望，把所有事情都当作笑话，不放在心上……这解释了为什么那些康复的女性可能在随后的时期不贞洁。”然而，瘟疫也对中世纪欧洲社会造成了社会、经济和政治冲击和转型。

进入14世纪时，欧洲维持着封建秩序，这是罗马帝国崩溃后从西欧兴起的社会组织。它以国王与其领主之间的等级秩序关系为基础，最底层是农民。国王拥有土地，并将其授予领主，以换取领主的军事服务。领主随后将土地分配给农民，以换取农民履行繁重的义务劳动，并必须缴纳许多罚款和税款。农民因其“奴仆”的身份被称为农奴，他们与土地绑定在一起，未经领主允许不得迁移到其他地方。领主不仅是地主，还是法官、陪审团和警察。这是一个高度剥削的制度，财富从众多农民向上流向少数领主。

瘟疫造成劳动力大规模短缺，动摇了封建秩序的基础，并鼓励农民要求改变。例如，在恩斯罕修道院，农民要求降低许多罚款和义务劳动。他们如愿以偿，在他们的新协议开始时声明：“在1349年的死亡或瘟疫期间，庄园只剩下两名佃农，他们表示如果修道院院长兼领主尤普顿的尼古拉斯修士不与他们签订新的协议，他们就想离开。”他签署了新协议。

恩斯罕发生的事情也在其他地方发生，农民开始从强制劳动服务和对领主的许多义务中解放出来。工资水平开始上升，政府试图阻止这一趋势，并在1351年通过了劳动法。该法令明确指出：“鉴于大部分人，特别是工人和仆役，已经死于瘟疫，部分人看到主人的困境和仆役的缺乏，不愿意提供服务，除非他们获得额外的工资……我们认为这种情况可能来自，尤其是农民和这类劳工短缺的严重不便……必须加以规范：英格兰王国的所有男人和女人……应为他们原本应该提供服务的人工作，并且应该只接受他们提供服务原本应该接受的薪资、奖励和报酬，其标准以英格兰王统治的第二十年（爱德华三世国王于1327年1月25日加冕，因此这里指1347年）或之后五六年习惯接受的薪资为准。”

这项法令实际上试图将薪资固定在黑死病发生前的水平。英格兰精英特别担心领主试图用“诱因”从其他领主那里吸引稀缺的农民。解决办法是通过监禁来惩罚未经雇主同意就擅离工作岗位的行为：“如果收割人或刈草人或其他为他人担任服务工作的人员，在约定的期限结束前离弃其服务，且未经允许或合理理由，他们应受监禁的惩罚，以杜绝支付或允许支付给任何人超过上述习惯薪资、奖励和报酬。”

英格兰政府试图阻止黑死病引发的制度和薪资变革没有奏效。1381年爆发了农民起义，在泰勒（Wat Tyler）的领导下，起义者一度占领了伦敦的大部分地区。虽然他们最终被击败，泰勒也被处决，但此后他们不再试图实施劳工法。封建劳动服务逐渐消失，一个广泛的劳动力市场开始在英格兰兴起，工资水平随之提高。

这场瘟疫似乎席卷了世界大部分地区，所到之处都有类似比例的人口死亡，因此对东欧人口的影响与英国和西欧一样。其间运作的社会力量和经济力量基本相同，劳动力同样短缺，人们开始要求更大的自由。但在东欧，一个更强大的相反趋势兴起，较少的人口意味着更高的工资和广泛的劳动力市场，但这给领主更大的动机想要让劳动力市场保持剥削性，让农民保持农奴身份。在英格兰，这种动机也存在，反映在劳工法的制定，但劳工有足够的力量可以摆脱压制。东欧的情况却不同，在瘟疫过后，东欧的地主开始接管大片土地，并扩张原本就比西欧更大的出租土地。城镇变得衰弱，城镇人口减少，劳工不仅没有变得更加自由，反而发现自己原本拥有的自由被侵犯。

这种影响在1500年后变得尤为明显，当时西欧对东欧生产的农产品如小麦、黑麦和牲口的需求开始增加。阿姆斯特丹进口的黑麦有80%来自易北河、维斯图拉河和奥德河的河谷。很快，荷兰欣欣向荣的贸易有一半来自东欧。随着西方需求的扩张，东欧地主也加强了对劳动力的控制，以增加供应。后来这被称为第二次农奴制（Second Serfdom），与中世纪早期的原始农奴制截然不同，而且更加严厉。领主提高对耕种土地的佃农的税收，并拿走总产量的半数。在波兰科尔琴，所有为领主做的事情在1533年都可以领取工资，但到1600年，将近一半的工作变成了不支付工资的强制劳动。如今德国东部的梅克伦堡在1500年时，劳工一年只需要提供很少几天不领取薪水的劳动服务；到1550年，变成了每周一天，而到1600年，已经变成了每周三天。个人子女必须免费为领主工作数年。在匈牙利，地主在1514年完全掌控了土地，并立法规定每名劳工每周提供一天不领取薪水的劳动服务。1550年，这一规定提高到每周两天；到世纪末，变成了三天。此时，受到这些规定约束的农奴占农村人口的90%。

*俄国农奴制*

虽然西欧和东欧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在1346年没有太大差异，但到1600年，它们已经变成了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在西欧，劳工不再受到封建税收、罚款和规定的束缚，逐渐成为兴起的市场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东欧，他们也参与了这个经济体，但扮演的是受胁迫的农奴，种植西欧需要的粮食和其他农产品。这是一个市场经济，但不是广泛的市场。这种制度上的不同是某种最初似乎不明显的差异造成的：在东欧，各个领主之间稍微更加组织化，他们的权力也稍微多了一点，手中的土地更加集中。而城镇比较弱小，农民也比较没有组织。但东西欧这些细微的差异对它们人口的生活影响却很大，对封建秩序在黑死病冲击后制度发展的方向意义重大。

黑死病是“关键时期”的鲜活例子，这是一个重大事件或众多因素汇聚，破坏了社会既有的经济和政治平衡的时期。关键时期是一把双刃剑，可能导致国家轨道的重大转向。一方面，它可以打破剥削制度的循环，促进更多广泛的制度的兴起，就像英格兰。或者它可能强化剥削制度，就像东欧的第二次农奴制。

了解历史和关键时期如何塑造经济和政治制度的方向，可以让我们对贫富差距起源有一个更完整的理论。此外，它让我们能够解释今日的情况，以及为什么一些国家转型为广泛的经济和政治制度，而其他国家则没有走上这条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