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时政评论（2024年8月19日）

陈仁杰认为，马来西亚作为一个多元种族的国家，各族人民的文化与习俗是国家独有的特色，也成为吸引旅客到访的重要卖点。马来西亚奉行宗教自由，各个宗教的庆祝活动一直相对自由，多年来没有遇到太大问题。大多数普通民众对不同宗教表现出包容和体谅，很少有人故意挑起宗教敏感话题。但政治人物却往往不同，他们为了掩盖自己施政能力的不足，常常不惜利用种族或宗教问题为自己捞取廉价政治资本。全国各地的庙宇举办的酬神歌台活动一向平安无事，但最近却遭遇了一些不合理的限制。登嘉楼政府明文规定女性不得在公开场所上台表演，这项规定赤裸裸地歧视女性，缺乏应有的尊重。吉打州政府随后也跟随登嘉楼的脚步，针对演唱会出台了种种规定。伊党曾经的盟友曾试图安抚支持者，表示“不偷不抢，不怕伊刑法”，伊党的领袖们也曾多次表态不会边缘化非穆斯林群体，并承诺非穆斯林不会受到伊斯兰法规的影响。然而，现实与他们的承诺大相径庭。伊党的所作所为，包括女装店业者因衣著“不端庄”被罚款、钟表店因广告“性感”被罚款等事例，直接违背了他们的保证。此外，各种禁令此起彼伏，包括禁酒、禁赌、禁演唱会等，使得许多海外著名艺人在选择演唱会地点时将马来西亚排除在外。这些本来可以带动国家经济并增加国库收入的活动因此被扼杀。陈仁杰指出，伊党的斗争路线一向是以神权治国，这是众所周知的。然而，马来西亚并不是单一民族国家，单一的宗教路线并不适合。伊党对人民日常生活的干涉越来越多，却对诸如贪腐等动摇国家根本的问题不够上心，甚至对其治理州属内的洁净水资源供应问题也未积极改善。相比那些无关痛痒的小事，治理州内的经济与建设问题才是重中之重。

郑丁贤在2024年8月17日的《星洲日报》专栏评论中分析了马来西亚青体部长杨巧双与前青体部长凯里之间的争论。郑丁贤指出，杨巧双和凯里隔空叫阵，火药味十足。凯里在播客《出来一下》中讨论大马奥运时，对马来西亚的体育表现作出了一些评价，虽然有批评，但并非恶意，而是基于经验的建议。他认为杨巧双不应只是“太极部长”，而应该采取行动解决体育协会和组织中的问题。然而，杨巧双对此反应激烈，她不仅反驳凯里的观点，还将矛头指向播客的赞助商，批评其支持的节目成为“扶椅批评家”的平台。这引发了凯里和他的搭档沙里尔的不满，他们强调批评与赞助商无关，并呼吁杨巧双不要骚扰他们的赞助商。郑丁贤指出，杨巧双与凯里之间的冲突并非首次，两人早已有积怨。例如，杨巧双曾在大马奥运制服事件中表示这是奥理会的决定，与青体部无关，而凯里则以穿着2017年东运会制服进行隐晦的回应。凯里还在其播客中批评杨巧双丈夫未经投标获得雪州政府项目的事件。郑丁贤对两人作风的比较显示，凯里以强势、敢于冲撞官僚和传统的“少林功”见长，而杨巧双则表现出柔和、避重就轻的“太极功”风格。郑丁贤认为，作为青体部长，杨巧双需要承担责任，为青年和体育事业作出贡献。如果要与凯里较劲，惟一的途径就是超越他，表现得比他更好，尤其要从备战2028洛杉矶奥运开始。郑丁贤强调，要与舆论批评对抗，只会伤害自己，面对批评应坦然处之，合理的建议应虚心接受并加以改进。
苏丹纳兹林指出，尽管全球志同道合的人们已经努力了几个世纪，但包容和宗教自由仍未在世界范围内实现。许多人因其信仰被剥夺了人类的尊严，在某些国家，宗教团体甚至受到政府迫害，被迫离开家园，甚至遭受监禁。即使在自称包容的国家，少数群体仍面临日常侮辱，如令人反感的涂鸦或因穿着和肤色而受到的侮辱。苏丹纳兹林呼吁大家努力消除这种不宽容和排斥的叙事，强调不同并不意味着较差或威胁。他认为，通过分享团结故事，可以对抗这些负面叙事，促进人类的基本尊严和价值。苏丹纳兹林以马来西亚为例，自1970年颁布《国家原则》以来，马来西亚一直努力促进各族团结，并因此获得国际认可。马来西亚的多元文化被视为成功的典范，如乔治市和马六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这些地方体现了近500年的跨文化对话与交流历史。马来西亚人民使用多达137种语言，庆祝各种宗教节日，展现了对多元化的庆祝与包容。然而，苏丹纳兹林也提到，不信任和不宽容如病毒般在个人、社区和国家之间传播。面对仇恨和无知，苏丹纳兹林强调要传播包容、知识和爱，必须确保每个人都能感受到尊严和安全，无论他们的信仰或背景。在演讲中，苏丹纳兹林分享了几个故事以强调包容和人类尊严的重要性。首先是马来西亚砂汶圣公会主教唐纳祖牧师在2010年处理宗教紧张局势时的平和态度，他拒绝激化冲突，展现了宗教领袖在维护社会和谐中的关键作用。第二个故事发生在尼日利亚，一个基督教牧师和穆斯林伊玛目之间的互相尊重，避免了一场潜在的宗教冲突。第三个故事来自缅甸，一位佛教僧侣乌津佩恩在宗教暴力中冒险保护穆斯林的勇敢行为，这些故事展示了通过小小的善举可以促进巨大的社会变革。苏丹纳兹林最后引用了科菲安南的言论，强调尊重每一个人的生命尊严的重要性，并呼吁大家在日常生活中践行这些价值，因为每一个善举都可能产生深远的影响。

岳汉分析了泰国政坛的最新变化，尤其是佩通坦上台后的情况。佩通坦是他信的小女儿，典型的泰国华裔富商千金，接受了精英教育，管理家族企业。2022年，他信开始培养她作为接班人，2023年大选佩通坦出战，但未能获胜。随后他信将她撤下，推举赛塔出任总理，等待女儿的成长。然而，赛塔因工作表现优异，赢得了支持，但由于他信急于掌握权力，引发了军方和保守派的警觉，最终赛塔被宪法法院以“不道德任命”为由罢免。他信为了让佩通坦上台，不惜与保守派达成交易，使佩通坦顺利当选总理。然而，这种换总理的方式引发了民众的负面观感，使为泰党和佩通坦的形象受到影响。尽管如此，佩通坦上台后，泰国的亲华政策不会改变。她和赛塔都是他信的代表，政策的一致性将得到延续。岳汉指出，泰国政坛的变化主要是内部斗争，不会对中国产生重大影响。泰国的对华政策，无论是执政的为泰党还是自豪党，基本上都保持一致，都是亲华的。在中泰经贸合作中，中国企业的强大竞争力虽然给泰国本土产业带来压力，但泰国政府的对华友好政策不会发生重大逆转。岳汉认为，中国无需对泰国的政局变化过于担忧。只要西那瓦家族仍在位，中泰关系将保持稳定。即使佩通坦下台，泰国的对华政策也不会有实质性变化。泰国政局复杂，岳汉建议中国采取远观姿态，以不变应万变，把握当前的合作机会，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
陈绍谦在评论中谈到了自己通过观看奥运会来感受不同国家和人种的差异以及各国的精神面貌。他提到了法国的17岁少年菲利克斯和新加坡的17岁少年墨士廉，他们分别在乒乓球和风帆运动中取得了卓越的成绩，并坚持自己的热爱。陈绍谦认为，马来西亚也有像他们一样坚持自己道路的年轻优秀运动员，比如在巴黎奥运会举重比赛中获得第四名的阿尼克。他指出，阿尼克早在2021年就为马来西亚赢得了第一枚世界举重锦标赛奖牌，尽管当时他只有19岁。2023年，阿尼克再次在世锦赛上获得奖牌，并入选“金牌之路”计划。尽管该计划的标准有所调整，但他认为阿尼克如果能更早得到重点培养，马来西亚可能早就获得历史性的奥运举重奖牌。陈绍谦也提到，马来西亚缺乏执行力和良好的规划。他举例说，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在直播奥运赛事时，常常在关键时刻中断转播，影响观众体验。他认为，政府如果连基本的直播都做不好，又如何能照顾好中低阶层的观众群体？在这次间隔最短的奥运会中，陈绍谦提到了许多感人时刻，如西班牙的马琳倒地痛哭、美国篮球队的激情表现、塞尔维亚的佐科维奇以及中国的樊振东的完美大满贯。他表示将继续关注奥运，为运动员们感动和喝彩，并期待在下一届奥运会中，听到马来西亚国歌《Negaraku》响起。

锺启章在评论中针对伊斯兰党雪兰莪州主席阿都哈林的言论进行了深刻的分析。阿都哈林批评雪州双溪比力智明华小举办筹款义演，接受啤酒公司捐款，声称这违反了教育通令，因为酒精是败坏道德的根源。然而，在伊党主政的登嘉楼州，一座关帝庙在庆祝“关帝圣君千秋宝诞庆典”时，却被州政府规定非穆斯林必须遵守演出指南，禁止女性在公开场合表演，这显然是为了遂个人的政治目的。锺启章指出，阿都哈林的指控触碰了华社的底线，引起了轩然大波。华社非常敏感于任何损害华文教育发展的言论或行动，并坚定捍卫华教的生存和发展。事实上，并非所有马来人都赞同伊党的观点，一些华校马来学生家长表示，只要符合学校的最佳利益，啤酒公司赞助义演是可以接受的。锺启章进一步阐述了华人对酒文化的看法，认为饮酒助兴或女歌手登台表演对华社来说是普通不过的事，最重要的是个人要懂得洁身自爱、自律、自制。禁酒戒酒完全是个人与信仰之间的事，而马来西亚作为一个多元文化和宗教信仰的国家，各族群之间应相互尊重，不应因个人的自制力不足而责怪他人。锺启章引用孟子的“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来强调自我反省的重要性，认为一些穆斯林在涉及腐败时试图将责任推到非穆斯林身上，是一种推卸责任的行为。锺启章还提到，著名回教文明学者卡马哈山早在2016年就指出，部分极端主义分子错误理解了宗教的本质。安华首相提倡回儒对话，希望通过这一进程让更多穆斯林深入了解儒家学说，从而减少无端指控，使各族群之间更加和谐。

胡逸山在分析中回顾了马来西亚在上世纪90年代由马哈迪医生首次出任首相时提出的2020宏愿。当时，马来西亚社会经济发展迅速，这一宏愿的提出让人们充满了乐观，认为2020年成为先进国的目标指日可待。然而，不久后亚洲金融危机爆发，马币汇率急剧下跌，马来西亚长期积累的结构性政治经济问题随之暴露出来。在此背景下，巫统内部的高层党争逐渐浮出水面。马哈迪当时感受到国际宗教政治势力抬头带来的压力，伊斯兰党的影响力日益增强。为应对这一挑战，马哈迪将国际著名的青年宗教领袖安华引入巫统，两人合作在政府和社会中推动宗教化，试图压制伊党的影响力。这一策略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限制了伊党的政治势力，使其主要影响范围局限于半岛东海岸地区。然而，随着安华在党内外地位的提升，其支持者们开始希望他取代马哈迪成为首相。马哈迪察觉到了安华的政治野心，但并无意让位，双方的党争因此开始。安华的支持者阿末扎希率先发难，公开批评马哈迪治下的一系列政治商业化项目，马哈迪也不甘示弱，进行反击。这场党争不仅在幕后暗流涌动，也在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理念上公开分歧。安华主张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的援助，并进行必要的政治经济改革，以避免危机重演。然而，马哈迪拒绝这些外部改革，选择了一些独特的应对措施，如固定马币汇率和外汇管制。这些措施在短期内帮助马来西亚度过了危机，但未能解决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因此，马来西亚未来应对类似金融危机的能力仍然存疑。胡逸山指出，2020年已过去，马来西亚不仅未能成为先进国，甚至在一些地方连提款机都没有，这反映了国内社会经济发展的停滞和不确定性。当前政府内部对未来的经济前景也存在不同意见，给人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