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9 英国政治变革：良性循环与渐进改革

18世纪的英国，看似精英阶层牢牢掌控权力，然而，黑面法案引发的民众回应却揭示了一个惊人的事实：英国民众拥有的权利远超以往认知！通过请愿和游说，他们能够在法庭和议会捍卫自身权益和经济利益。但这多元政治并未带来真正有效的民主，绝大多数成年男子，更别说妇女，都无法投票，社会不平等依然存在。但这一切即将改变！

广纳式制度的良性循环，不仅巩固既有成就，更开启了更广泛的包容性大门。18世纪的英国精英阶层，虽然面临挑战，仍死死抓住权力，但大势已去。他们崛起于对君权神授的挑战，开启了民众参政的大门，但最初只惠及少数人。然而，更多民众要求参与政治只是时间问题，1831年，这个时间终于到来！

19世纪的头三十年，英国社会动荡加剧，根源在于日益加剧的经济不平等和被剥夺公民权的民众对更大政治参与的渴望。从1811年到1816年的卢德派暴乱，到1816年的伦敦斯帕广场暴乱和1819年的彼得鲁惨案，再到1830年的斯温暴乱，无不体现着民众对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利的强烈诉求。与此同时，巴黎的七月革命爆发，精英阶层终于意识到，民怨沸腾，唯有满足民众要求，进行国会改革，才能避免革命。

不出所料，1831年大选只有一个议题：政治改革！辉格党响应民意，将扩大投票权作为主要竞选纲领，尽管只是小幅增加选民，普选更是遥不可及。然而，辉格党胜选，格雷伯爵成为首相。格雷并非激进派，他和辉格党推动改革，并非出于理想，而是为了维护统治。英国的民主并非精英阶层的施舍，而是英格兰及其他地区民众几世纪政治洗礼后，奋力争取的成果！光荣革命带来的政治制度变革激励着他们。精英阶层也明白，维持统治的唯一途径，就是改革，哪怕是微小的让步。格雷伯爵在国会演讲中明确表示：“没有人比我更坚决反对国会每年一选、普选和全民投票……我的目标不是支持，而是要打消这些希望和念头……我的改革原则是避免革命……改革是为了保存，而不是推翻！”

人民的目标并非仅仅投票，而是争取席位，保护自身利益。宪章运动深刻理解这一点。1838年后，他们推动普选，其人民宪章旨在与大宪章媲美。宪章派史蒂芬斯生动地解释了普选的意义：“普选的问题……是一个刀子和叉子的问题，一个面包和奶酪的问题……普选意味着，一件好外套、一顶好帽子、一个好屋顶、一顿好晚饭，是这块土地上每个劳动者的权利！”史蒂芬斯清晰地表明，保障每个劳动者拥有基本生活必需品，普选是最佳途径！

格雷伯爵的如意算盘打响了：通过第一改革法案，同时避免了大规模革命。1832年的改革是温和的，选民人数虽翻倍，也仅从8%的成年男性增加到16%（人口的2%增加到4%）。改革取消了有名无实的选区，给予曼彻斯特、利兹和谢菲尔德等新兴工业城市独立代表权。但问题依旧很多，更大投票权的呼声和社会动荡接踵而至，进一步改革势在必行。

为什么英国精英阶层会做出让步？为什么格雷伯爵认为局部改革是维持现状的唯一方法？为什么他们选择改革而非革命？西班牙在南美洲、奥匈帝国和沙俄的镇压手段，他们难道做不到吗？答案只有一个：良性循环！英国经济和政治变革早已发生，对精英阶层而言，武力镇压已失去吸引力，可行性也越来越低。正如汤普森所言：“1790年至1832年的抗争发出了信号，均势已改变……英格兰统治者面临抉择，要么抛弃法治，要么交出统治……最终，他们没有糟蹋自己的形象，没有践踏一百五十年的宪法合法性，而是在法律面前俯首。”

黑面法案时期，同样是这股力量使英国精英阶层避免了镇压，避免了整个体系的崩溃。破坏法治，强行实施黑面法案，必然削弱光荣革命建立的制度；1832年建立高压独裁政权，结果也是一样。法治的重要性，支持国会改革的人们心知肚明。汉普顿俱乐部，其名称源于一位曾反对查理一世船税、领导反抗斯图亚特王朝的国会议员，便是一个例子。

广纳式经济和政治制度之间存在正向反馈。广纳式经济促进了广纳式市场，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激励人们接受教育、学习技术，并进一步创新。到1831年，这些力量在英国汇聚。打压民众，阻碍广纳式政治制度变革，将毁掉这些成就，精英阶层若反对民主化和包容性，最终将自毁其基业。

这种正向反馈的另一面是，权力控制分散。奥匈帝国和沙俄由于未能工业化和改革，君主和贵族损失更大。而19世纪初的英国，广纳式经济发展，劳动力市场相对自由，垄断较少，精英阶层死抓权力并无多少价值。

良性循环的另一层含义是，高压手段的可行性降低。广纳式经济制度比剥削式制度更公平，有利于公民壮大，创造更公平的竞争环境，即使是权力竞争。少数精英难以压制民众，更倾向于让步。英国广纳式制度孕育了工业革命，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居民的组织性和自主性强，压制他们比压制农民或农奴困难得多。

因此，良性循环在1832年带来了第一改革法案。但这仅仅是开始，真正的民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1838年，宪章运动提出国会改革议题，其人民宪章包括：所有年满21岁、心智健全、未服刑的男性拥有投票权；秘密投票；国会议员有薪；选区平等；国会每年一选。

宪章运动发起了一系列群众示威，国会不断讨论未来改革。1848年后，宪章运动分裂，但国家改革同盟和改革联盟继起。1866年海德公园的改革活动演变为大规模暴乱，再次将改革推到政治议程首位。1867年第二改革法案出台，选民数量翻倍，劳工阶级成为都市选区多数；不久之后，秘密投票实施，打击选举腐败。1884年的第三改革法案使选民数量再次翻倍，60%的成年男性获得选举权。第一次世界大战后，1918年人民代表法规定所有年满21岁的成年男性拥有投票权，年满30岁的女性纳税人或嫁给纳税人的女性也享有投票权。1928年，所有女性获得与男性同等的投票权。

随着广纳式政治制度发展，广纳式经济制度同步前进。第一改革法案的重要成果是1846年废除谷物法。谷物法导致粮食价格高涨，大地主获利，而曼彻斯特和伯明翰选出的议员则争取廉价粮食和劳工，最终地主利益受损。

19世纪，选举和其他政治制度改革不断，1871年，格拉斯顿开启公开招考公务员制度。自由党和托利党政府都制定了大量关于劳动市场的法律，废除了限制工人流动的“主人与仆役法”。1906年到1914年，自由党提供更多公共服务，包括健康和失业保险、政府资助的养老金和最低工资，并承诺重新分配税负。税收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大幅增加，税制也更加“进步”。教育体系也变得更开放，1870年教育法首次规定政府实施全民教育，1891年教育免费。

英国的例子充分展示了广纳式制度的良性循环，政治变革是渐进的，每一步都伴随冲突，但良性循环降低了权力争夺的风险，促进了法治落实。渐进式改革风险较小，也避免了冒险进入未知领域。法国大革命和俄国革命的教训表明，渐进式改革更为可取。英国保守派评论家伯克反对法国大革命，认为不应轻易拆除和重建社会体系，但英国的渐进式改革，从1688年开始，到伯克死后三十年才加快步伐，更持久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