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相安华提议月入过万马大校友捐1000令吉，民众热议捐款透明度及公立大学管理问题，质疑马大是否能赢得社会信任。

各位听官呐，今日咱们来聊一个话题，这话题不新鲜，却颇有深意。话说首相安华在马来亚大学的校友晚宴上，提了个建议：“月入过万的马大毕业生啊，不如每人捐1000令吉给马大基金会！”他说，倘若人人响应，这钱可不是小数目，能筹集超5亿令吉，用来建立一个庞大基金，缓解政府的财政压力，毕竟财政负担可是前几届政府遗留下来的。安华和马大的高层打得一手如意算盘，可普罗大众听了却未必买账。某学者宋明家，为了探明民意，发了一条短讯给身边的朋友，问道：“如果你是马大校友，月入过万，你愿意捐1000令吉吗？”这一问，回答倒也热闹。他统计了95份回复，其中只有6人愿意捐，54人干脆说“不”，剩下35人表示“可能”。这群人里，华裔居多，马来人和印度人占少数，其中更有57位是大学教授或学术人员。话虽不多，意见却很清楚，捐钱的意愿并不高。那些说“不”的人，各有各的理由：“我们已经缴税了，为什么还要额外掏钱？”、“捐款前得有账目清晰的管理方案，否则不放心。”、“大学管理混乱，钱花在哪儿都不知道。”更有甚者，还提到某些副校长论文水平低，挂名捞名声，简直是在浪费资源。他们总结一句话：既然大学管理不善，凭什么要老百姓再掏腰包？而那些回答“可能”的朋友，则多持保留态度：“捐1000太多，捐个100或200还可以。”、“关键是账目透明。”这些人对捐款的用途抱有疑虑，也有不少人觉得，与其把钱捐给大学，不如捐给慈善机构或小学，帮助那些真正需要的人。这场讨论也引发了一个更大的问题，那就是马来西亚公立大学的整体形象。大学的学术水平、研究成果、对社会和科技的贡献，都直接影响了公众的信任度。而马大作为公立大学，校长由政府任命，往往受制于政治利益。这一制度使得大学的教育与学术利益频频让位于政治考量，校方的管理能力和公信力备受质疑。反观其他国家的名校，如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不仅排名靠前，更在全球大学捐赠基金排行榜上名列前茅。这些学校的毕业生慷慨解囊，因其学术卓越、管理透明。而像李嘉诚这样的富豪，更是频频捐款支持国际知名大学，他曾向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美国斯坦福大学等捐赠巨资，支持科研和教育。那么问题来了，马大是否有能力像这些国际名校一样，赢得捐赠者的信任？说到底，捐款不仅是一种情怀，更是对大学实力和信誉的考验。宋明家一句话发人深省：“李嘉诚，或者其他大马富豪，会捐款给马大吗？”


诸位看官，今日要讲的，是当今政坛一桩怪现状。这年头的政客啊，为了来届大选，真是能折腾出天大的丑态。先是瞓身去讨大主子的欢心，接着又摇身一变，为小主子当起打手，恃着党派的势力横行霸道，行事失控，更别提什么职分操守了。到年底盘点成绩单，才发现被批得一无是处，方向走错了，还被百姓嫌弃得不行。然而，选举当前，这些人不但不反省，还一个比一个拼命斗恶、斗丑，只求能赢得选票出线。这些政客的行径，简直是本末倒置。他们漠视因果，庸碌无耻。平时嘴上说得天花乱坠，关键时刻却是让人见人厌。被看中留了牌子的，得意洋洋；没选上的，撂下牌子后立马翻脸，吊高来卖，踩得对手一文不值，恨不得让人从此再也翻不了身。说白了，这是个你出手我出招的局面，你出位，我就让你出局。只有彻底打倒别人，自己才有一线生机。这些人，打从骨子里泛起笑意，恨不得踩着别人的尸骨庆祝自己的“重生”。
甄子曰有言，这些政坛上的寄生虫，身无长物，唯有一张巧舌善舞。他们舌尖生风，言辞如幡，舞得漫天飞扬。什么是非对错，全凭他们的处心积虑，目的达成之后便是“过咗海系神仙”，心安理得。如今的安华首相，在大选前更是面临频繁的党派纷争。党争接踵而至，从AB党的之争，到CD队的拉锯，再到EF论的对垒，简直叫人目不暇接。这场政治春夏秋冬，不过是“一线之差”。昨日的战友，今日便成了敌人；昔日的伯乐，如今却成了乱马千里的追杀者。政坛斗争里，上有各党老大和高官大将，下有那些贪功邀宠的答应、常在、贵妃，乃至于奴才、太监、鹰犬。这满城的争斗，直叫人问一句：“你死未？”
这其中，人人都有一股“一线之差”的危机感。谁都怕失去恩宠，个个站得笔直，靠奇招取胜，只为换得一个出类拔萃的机会。得志的攀附权贵，一夜之间权倾一时；失势的瞬间沦为小人。一个念头，一线之间，便是从权势滔天到失意末路的天壤之别。稍有迟疑便被甩在身后，从此再难翻身。




甄子曰点明，这些“差得多”的政客，真是成行成市。他们吊高卖弄，干扰破坏，只为刷出存在感，换取一时的宠幸和地位。这种人聚在一起，便是江湖了。满眼看去，皆是勾心斗角之人，直叫人唏嘘长叹，这等乱局，不知何时方能了却。各位听官，咱今日讲的，是马来西亚退休生活的一桩难题。这马国的雇员公积金局前不久宣布，将退休金目标从24万令吉提高到39万令吉。这事儿看似是为老百姓好，可细细一琢磨，余佩妮却有话要说。她讲，这公积金局的用心确实良苦，目标很“丰满”，却奈何“现实太骨感”。你瞧，一辈子打工收入有限的普通百姓，退休时户头里头连20万都不到，又如何达到这39万的目标？咱来算笔账。39万令吉意味着什么？假设一个人退休后还能活20年，那每个月能支配的金额也就1625令吉罢了。这点钱在今天的马来西亚，尤其是吉隆坡这类大城市，过日子可真是捉襟见肘。余佩妮给大伙算了笔开支账：每月的租金或房屋维护费500至800令吉，这还是勉强租个房间的价；食物和杂费400到600令吉，按每天20令吉来算；交通费100到200令吉，若还有辆车，费用只会更高；再加上医疗支出200到300令吉，娱乐和其他杂费100到300令吉。这些都是粗略计算，仅仅是维持基本的生活，您还别指望什么随心所欲的旅游或者其他享受。就算退休金额目标达到了，生活质量也难免下降，说不定还得靠兼职才能勉强维持开销。


余佩妮一语道破：通货膨胀年年涨，钱却越攒越不够。年轻时供房供车养孩子，压得储蓄空间都没了；年老时要把更多钱花在健康上，还得预备一笔应付医疗开销。这一来二去，哪里还有多余的钱？她还说，马来西亚的退休环境实在不尽人意，尤其在大城市，压迫感更是明显。老人们想找个地方休闲，除了茶室喝咖啡聊闲天，几乎无处可去。跟香港、新加坡这些地方比，那里有专门为老人提供培养兴趣爱好的机构或中心，咱们这儿却是凤毛麟角。而那些高消费场所，普通老人根本负担不起。更多的，是那些经济能力不足的老人，为了基本生计而苦苦挣扎。所以，余佩妮一针见血地指出，政府不能光靠调高退休目标了事，这是迈出的第一步，后头还得有一整套全面系统来支持老年人的经济和社会需求。她说，得强化社会保障，发展更多老年友好的设施，同时还得提高公众的财务规划意识。只有通过多方面的努力，才能真正让马来西亚的老人们在经济压力下，仍能拥有一个有尊严、有质量的晚年生活。诸位看官，今日要讲的是马来西亚经济发展的宏图大计，这其中的关键，便是孙和声先生的一番深刻剖析。咱们先从头说起，2022年，团结政府上台，提出一系列目标，譬如到2030年要让马来西亚成为全球第30大经济体、竞争力排名第12、劳动阶层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45%、人类发展指数进入全球前25名，以及廉洁指数也跻身前25名。这目标听着是极好，可真要实现，还得靠时间和行动来证明。


孙先生说，要达成这些宏愿，关键在于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啥意思呢？从过去依赖人力和资源的粗放型增长，转向技术和创新驱动的集约型增长。这一路线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成功的。粗放型增长的弊端显而易见：投入越多，回报却越来越少，直到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也就是经济卡在不上不下的阶段。要想突破，就得走一条技术创新的道路。可技术从哪里来？孙先生说得清楚，引进技术是个快速途径，但创新却充满不确定性。以美国为例，拜登花600亿美元推科学和芯片法案，却被特朗普批评为浪费。发展中国家像马来西亚，资金有限，搞“硬创新”风险太高，倒不如通过改变组织方式、优化作业流程来进行“软创新”。这种方式成本较低，但同样能带来改变。不管怎么创新，孙先生指出了一个根本问题：人力资本。劳动力的素质提升才是推动产业升级和创造高增值就业的关键。这就需要教育和培训的跟进，让人民掌握实用技能和知识。只有这样，才能为国家经济发展奠定扎实的基础。然而，孙先生也坦言，马来西亚面临不少挑战。早在1960到1970年代，全球竞争还没现在激烈，产业升级的机会相对容易把握；可到了1990年代，随着更多国家如印度、越南等加入全球竞争，外资变得更加“游牧化”，哪儿成本低就去哪儿，让马来西亚留住资本更加困难。再加上我国市场规模较小，限制了技术引进和创新的回报空间，这又进一步加剧了转型的难度。反观中国，规模经济帮助其推动了电动车、手机等领域的技术突破。而马来西亚虽然希望通过技术引进和创新来创造高增值就业，发展产业集群和实现经济多元化，但受制于市场规模和外部竞争，效果有限。特别是发达国家为保住本国产业竞争力，强制高增值产业回流本国，更让马来西亚步履维艰。尽管如此，孙先生认为，马来西亚作为中高收入国家，仍需尽力而为。政府应继续推动转型计划，同时人民也需改变观念，注重实用教育和技能培训。他特别强调，全球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是长期存在的，若本国发展机会有限，人民可以大胆走向海外，以高增值的外劳身份闯出一片天，而不是继续困守低技能、低收入的现状。孙先生的一句话道出关键：“移动即命运。”只要有技能、敢闯敢冲，就不怕找不到出路。这便是马来西亚经济发展之路上的一番深思与期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