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洋捕撈」是地方財政枯竭，向中央政府索要補助和債務兜底， 中国官员 “我最了解你 ”的家长式思维使市场力量无法发挥决定性作用，影响了投资者的信心，因为他们就像盛气凌人的家长，管的过多和过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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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黨管一切的框架之下，這種事無巨細，父母官親力親為，是自上而下的「惡習」
「遠洋捕撈」蔚然成風，屢禁不絕，從本質意義上講，這是地方財政枯竭的明顯表現，向富裕省份以及經濟發達地區的民營企業伸手，這又是紅色基因裡打土豪的作祟，此外，也是地方政府倒逼中央政府不得不出面兜底地方債務措施，最近的十萬億，儘管杯水車薪，但也是不得已的補救措施。
前南華早報總編輯王向偉最近撰寫文章指出：
在 2022 年，中国正处于严格的 “动态清零 ”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全国各地会经常发生突然封城或区域 “足不出户 ”的情况。 在一个难得的空隙，我在天津见到一位我非常尊敬的华人企业家。他的企业集团是中国最大的外商投资企业之一，业务遍布全国各地。
在我们的谈话中，他提出的一个观点让我记忆犹新。他说，刚刚与当地官员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他们无私奉献、不知疲倦的工作精神让他由衷地感动。他指出，这些官员马不停蹄地工作，没有周末和节假日，他相信这只有在中国才会发生。

事实上，在那段非常时期，据说当地官员在办公室里一睡就是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以确保被封闭家中的居民有足够的日用品，从蔬菜等日用品到药品--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即使在平时，各级官员也常常被描绘成牺牲个人闲暇时间为人民服务的形象。在许多方面，他们还是在遵循始于 2000 多年前的 “父母官 ”制度。这种制度以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为基础，要求官员将臣民视为自己的子女来进行统治。

中国正在考虑新一轮的改革开放，以促进经济增长、重塑经济和推动科技创新，从而使其经济步入更加健康的轨道，但对 “父母官 ”制度和思想的痴迷已成为最大的绊脚石之一。

在讨论这一关键问题之前，有必要先了解一下这一制度的历史。西方媒体经常将中国的治理风格描述为 “保姆式国家”，政府乐于提供过多的建议，制定不必要的法律来干涉人们的选择，并规范他们的生活方式。

中国的 “父母官 ”制度远不止于此。

“保姆” 一词会给人一种外人指手画脚的意思，中国的父母官制度则要求像管理家庭一样管理政府。这种关系深深植根于儒家哲学，它要求人们绝对孝顺--父母永远不会错，也最了解孩子情况，因为他们心中始终装着子女的最佳利益。

这意味着 “父母官”可以随时以家庭的大局为重，限制某些人甚至所有家庭成员的选择或自由。如果不服从或挑战权威，就会立即招致地方官认为合适的、往往是任意的惩罚，而地方官也没有耐心解释他们的意图或行为，就像任何意志坚强的家长一样。

在毛泽东时代，共产党员在结婚前可能需要得到党委的同意，就生动说明了这一制度。在许多情况下，党委会在没有真正征求男女双方意见的情况下安排他们结婚，这与封建包办婚姻的做法如出一辙。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动荡的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1966 年至 1976年），毛泽东颠覆了这一沿袭千年的习俗，鼓励年轻人反抗父母，提出了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的口号。

自邓小平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启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努力推进法治的同时，大大放宽了对经济和人民生活的控制。在某些年份，国家媒体的评论甚至鼓励讨论人民应成为官员的 “父母”，而不是相反。

然而，在过去 10 年中，“父母官 ”现象强势卷土重来，因为领导层一再表示，党应该加强对国家从政治到经济和社会等一切领域的控制。这场运动的一个主要特点是以爱国主义的名义鼓励服从党和政府。

这一点在疫情三年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在这三年中，以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为名，官员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实现动态清零任务。

这意味着官员们经常无视法律法规，主要依靠任意制定的规则（俗称 “家规”）来执行封城或足不出户的命令。中国的许多法律学者认为，在这三年中，中国政府推进依法治国的努力遭受了重大挫折。

我们应该在这一背景下，去理解中国的国家治理，尤其是金融监管制度，人们普遍认为该制度不透明、难以预测、善变且在用权时独断专行，这也是国内外投资者抱怨的主要原因。

换句话说，监管机构没有耐心让市场力量发挥官方声明中承诺的决定性作用。由于不敬畏市场，因此很难提高政策执行的透明度和一致性。

更糟糕的是，在不断加强党的领导的呼声中，监管机构往往像盛气凌人的家长一样。 举例说， 监管官员会通过要求基金经理或证券公司在特定时间买入或卖出来控制股市。

中国政府正努力提振对经济增长的信心，现在是时候官员需要改变他们的家长制思想和行为， 多多学习如何包容。

黨管一切，權力尋租，父母官成了盛氣凌人的家長，這已經是習慣成自然，要改也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