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连良如叶飘零，须生泰斗人生亦如戏

创立扶风社
1901年2月28日，京剧艺术大师马连良出生于北京阜成门外檀家胡同，父母皆回人，父亲马西园是个开茶馆的小老板。马连良出生时，正逢京剧蓬勃发展的好时光。父亲马西园是一位戏迷，他的三弟、六弟俱为伶人，借此便利，马西园在茶馆里办起了票房，时有艺人献艺。马连良在此环境下长大，成了一个小戏迷。1909年1月，他被父亲送进喜连成坐科。
1910年，谭鑫培、陈德霖和贾洪林三位大家联袂演出《朱砂痣》，需要一个娃娃生，遂请喜连成派个小演员。几位老师一合计，决定派入科仅一年多的马连良配戏。但见这个十岁小孩，不慌不忙、从容不迫地拿下了一场重要演出，赢得大师们交口称赞，认定他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个角儿。
马连良做事讲究，台风极好，骨子里透着大牌的气儿，没过几年即成为富连成（1912年喜连成更名为富连成）当家老生。
1927年6月，马连良自己挑班挂头牌，开始对传统剧目进行大量改造。经他改编过的许多戏至今都是保留节目，如“三国戏”里一段名剧《甘露寺》，一段轻快、俏皮、容易上口的“劝千岁杀字休出口”红遍天下。
1930年，马连良正式组班建立“扶风社”，表演艺术也日臻化境，一系列桂冠纷沓而来。1931年与周信芳在天津第二次合作，再次爆棚，有了“南麒北马”之说。“三大贤”“前四大须生”的美名就是在这一时期得到的。上世纪40年代初，又与新崛起的谭富英、杨宝森、奚啸伯并称“后四大须生”，马连良当之无愧成为首席艺术家，说他是京剧界“泰山北斗”一点也不为过。

周总理邀请马连良进京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对马连良自然有所触动。为表达抗议，他于1938年移植演出了具有反抗性质的山西梆子《反徐州》，更名为《串龙珠》，结果仅演两场，即遭日本占领军禁演。马连良及一班人马只好移师天津租界的中国大戏院演出，受到观众热烈欢迎。
给马连良声誉造成负面影响的是1942年10月赴伪满演出。马连良赴东北演出原本是为一所回民学校筹集善款，恰逢伪满洲国“建立十周年”，胁迫之下，马连良表示“只演一般的营业戏和为学校筹款”，日本方面同意了这一要求，却强加给剧团一个“华北政务会演艺使节团”的头衔。在伪满演出时，马连良除上演一些传统剧目外，还演了两出带有反抗色彩的新编剧目《串龙珠》和《春秋笔》。他只能借此表达自己的心迹。
抗战胜利后，马连良因为这事遭到国民政府以“汉奸罪”起诉，结果查无实据。
1948年秋，正在上海演出的马连良因好友邀请赴香港演出。因语言差异，香港观众对京剧接受程度不高，没火爆多久，观众日渐萎缩。此时恰逢国内政权更迭，马连良不敢轻举妄动，遂盘桓香港不归。
巧的是，马连良的女儿马莉是部队卫生员，一次参加中南海举办的舞会，刚好为周恩来伴舞，便向周反映了马连良滞留香港的情况。周恩来表示欢迎马连良回来，请马莉代为问候。马莉于是写信转告父亲。稍后，由中国戏曲研究院院长梅兰芳致信马连良，表示：“这是遵照周总理嘱咐写的，让我转达欢迎你回来的意思。”并由政府偿还了马连良在港所欠4万元港币的亏空。1951年9月30日，马连良抵达广州。
返回北京的马连良组织了“马连良京剧团”，于1952年7月1日参加了中共建党31周年庆祝晚会，受到周恩来接见，他还为周清唱一曲《王佐断臂》。
板门店停战协议签订后，国务院筹备第三次赴朝慰问演出，正在青岛演出的马连良，立刻中止与剧场的演出合同，赶回北京要求参加赴朝慰问团。
一同赴朝慰问的还有梅兰芳、程砚秋、周信芳等，阵容相当壮观。
此后，在文化部门主导下，对传统戏班子进行合并，马连良京剧团与其他剧团一起合并为北京京剧团，马连良任团长，谭富英、张君秋、裘盛戎任副团长，阵容相当强大。
“反右”运动中，马连良在彭真保护下躲过一劫。不过表态是必须的，于是，他在批判李万春大会上“义愤填膺”地痛斥了右派分子李万春。
李万春与马连良的关系可不一般，他小马连良10岁，始终称马连良为三叔，自幼就向马连良学戏，两人感情深厚。马连良哪做过这样的亏心事儿？下得批判会，他立刻偷偷请李万春在铁树斜街的鸿宾楼饭庄请饭赔罪。马连良自以为悄悄赔罪无人知晓，可随后就有人告发了——他的一举一动都在被监控之中，为此，马连良遭到一顿训斥。
政治风暴稍事平息，马连良又排了几出脍炙人口的大戏《海瑞罢官》《秦香莲》《赵氏孤儿》，无不风靡一时。

给彭真写信得罪了江青
进入上世纪60年代，越来越多的传统戏被赶出了舞台，已年过六旬的马连良既不知所措，又要紧紧跟上，他先后排了三部现代戏《杜鹃山》《南方来信》和《年年有余》。但现代戏的主旨、意趣和表现形式与传统戏迥异，马连良这样的老伶人，已不太能适应这种变化，投入再大也达不到上面要求。
1965年下半年，北京京剧团根据江青指示要排演《红岩》，马连良算来算去，自己怎么也能演一个装疯的“华子良”吧？于是他给北京市市长彭真写信，提出自己的想法。彭真为此去找江青商量，结果，马连良换来的是江青的一脸雷霆，说马连良是在告她的刁状。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革”序幕由此拉开。随后，马连良被下放到北京京剧二团“控制使用”。
1966年2月12日，《解放日报》发表署名丁学雷的文章《〈海瑞上疏〉为谁效劳？》对周信芳连续批判，马连良联想自己主演的《海瑞罢官》也在受到严厉批判，心中不免忐忑，急火攻心，一向甜润嘹亮的嗓子突然嘶哑起来——他预感到自己大祸临头。
果然，第二天京剧团就有人贴出了攻击马连良的大字报，这位中国京剧艺术的顶级大师随后被赶出了摸爬滚打一辈子的京剧舞台。他一病不起，住进医院。一个月后，被造反派从医院拖上大批判的舞台，开始了自己的屈辱表演。造反派给他单独设置牛棚，里面只有一张破桌子，一个破凳子，一只破脸盆，以及最简单的洗漱用品。
10月1日，马连良被释放回家。他家被红卫兵占据为指挥部。
深秋的一天夜晚，剧场的值班人员听见有人叫门，一开门，马连良孤零零地站在门口。“都过了12点了，您怎么来啦？”马连良说：“我们家的红卫兵跟红卫兵打起来了。我还是到这儿来吧。”
1966年12月13日中午，马连良排队买了碗面条，随即仰天一跤，如枯叶飘落。三天后，一代宗师气绝而亡。马连良曾经主演过的《青风亭》中，张元秀就是这样一个死法。对于马连良，这是戏，也是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