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晴揭秘六四事件背後有鄧小平陳雲的權力鬥爭，「政爭-權爭-權鬥」模式，百年黨史，高層權力鬥爭貫串始終，這也是客觀規律。歷史細節判斷，得出結論一家之言，如今當下，歷史不會重演嗎？中國政治/鄧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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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纽约博登书屋今年六月出版著名記者戴晴的新著《鄧小平在1989》，83歲的戴晴日前接受《美國之音》陳小平專訪，
她希望用这本书为邓小平在“六四”期间的一连串决定提供新的细节，尤其是透过赵紫阳的政治生涯起伏来检视邓小平与陈云之间的权力斗争，解读“六四”事件的性质，探讨中国在1989年为何从原本充满希望，准备向现代化转型的方向逆转。
她指出，台湾学者钟延麟《文革前的鄧小平---毛泽东的“副帥”(1956–1966)》和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写了改革时期的邓小平，她的这本书是对邓小平“六四”期间所为的一个“补缺”。“这三本书放在一起就是一个完整的邓小平了。”

相信這部新著，會在海內外關心中國政治話題的朋友圈內引起關注和討論。

戴晴在這次專訪時，側重點圍繞「上層惡鬥」話題：

鄧小平陳雲之間的權力鬥爭影响中国1989年政治走向，這本新著關注的是1989年六四事件前後的「上層惡鬥」

戴晴認為，“六四”的根源是中共上层从“政争”（陈云要计划经济，邓小平要开放市场）到“权争”（谁说了算或一线指挥的人是谁的人），最后发展成“权斗”（你死我活）。这是自毛泽东以来共产党政争-权争和权斗模式的再重复。她这本书要做的就是公开这个过程。在戴晴看来，这种“顶层的恶斗”导致中国的现代化转型遭遇巨大挫折。

戴晴认为赵紫阳的遭遇就是“六四”时期的上层恶斗的例子。在戴晴看来，邓小平对赵紫阳的态度是信赖甚至有意全面交班，邓小平曾对赵紫阳说要将军委主席交给他。但陈云对赵紫阳有相反的看法。在陈云大获全胜的时候，也就是十三届四中全会，李鹏代表政治局做《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时，陈云曾经表示自己早就不喜欢邓小平支持的赵紫阳，希望尽快替换。赵紫阳就是在陈云为主将的“左倾卫道”的进攻下，被褫夺了总书记的权位， 而由于赵紫阳不肯在“六四”问题上认错，最后只能将他从中央委员名单中除名。

戴晴回答说，邓小平曾经将他最信任的丁关根派到赵紫阳家，劝说赵紫阳在“六四”问题上退一步，但是赵紫阳表示自己是按照邓的方向行事，并没有错。后来，邓小平的家人说，田纪云专门找赵紫阳说重新安排。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邓家的人请赵家的人再劝赵紫阳改变对“六四”的态度，这样还可以用赵紫阳。戴晴说，“紫阳太优秀了。邓小平舍不得。”

为了佐证“六四”事件是中共上层恶斗的分析，戴晴首次透露了35年前的一次亲身经历。她说，1989年5月14日，她与一些知识分子代表被请到统战部与时任书记处书记、统战部长阎明复谈判。她建议当局与学生对话。阎明复说，他只能保证动员赵紫阳或李鹏一位到广场去见同学，但只能说“同学们好”这句话，不能答应跟同学们说 “同学们，你们是爱国的”这句话。

戴晴见此，转身离去，于是，阎明复“在我背后就说了一句：“告诉他们：闹吧！再闹，赵紫阳就完蛋了。”戴晴告诉《纵深视角》，阎明复“那时候已经知道局势局面非常坏，他知道有一股力量就是要让他们下去，5月14日的时候，政争政斗权斗已经走到这一步了。 ”

戴晴認為，1989年的中国其实很有可能走向现代化，并以自己的两次亲历说明中国当时走向开放的迹象。
一個是戴晴1989年4月15日陪伴台湾《天下杂志》总编辑殷允芃拜访时任中共中央对台办主任汪锋。在见面中，汪锋说“小平同志最近考虑四个坚持从宪法里拿出来放进党章。”戴晴还说，前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李锐亲口告诉她，胡乔木（曾任中共政治局委员）告诉李锐，邓小平曾经考虑四个坚持是否需要改变。戴晴认为，将”四个坚持“从宪法拿出来放入党章，意味”四个坚持“只对党员有约束力，这是开放党禁“走出了的一步”，是”不得了的一件事“。她在书中也说，这是“向世界传达中共即将迈出的实质性政治改革步伐。”

此外，戴晴说在同一年的5月13日问统战部与时任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共常委胡启立说，外国媒体采访她关于北京的抗议事件，为什么中国自己的报纸不能报道？胡启立回应她说，”可以报啊“，他继续说，”我早就说过，版面由本报的总编辑做决策。”戴晴说，听到胡启立这些话 ，“当时真是吓了我一跳”。在她看来这有“在新闻自由上走一步”的意思。她对美国之音解释说，当时中国所有报纸出来以后，都是中宣部要求撤文章，报纸的版面，全是中宣部决定，因此胡启立说版面由各报决定将是一大突破。

至於有關坦克人的揭密，是這次專訪時的另一個亮點，這裡略去不談。

1，戴晴這次專訪以及她的新著，從另一個角度回顧和透視三十多年前的六四事件前因後果，提出了一個「政争-权争和权斗模式」，認為，這是自毛澤東以來，中共黨內權力鬥爭一個相對穩定的格式或框架。用這個視角去回顧和總結歸納百年黨史的前前後後，因果關係，並以此來認識和理解八十年代以降，圍繞改革開放所有當年的博弈和爭鬥，可以對那一段歷史增加更深層的理解。

2，戴晴出身紅二代，烈士子女，葉劍英養女，曾任中國航空工業部和公安部技術員、總參一局參謀、《光明日報》記者等職，是中國作家協會會員。1982—1989年她在《光明日報》做記者，主持《學者答問錄》專欄，訪過了很多學者，其中包括方勵之、嚴家其、金觀濤等持不同政見者。1989年公開對三峽水電站的環境影響、移民政策等方面提出異議。

1989年的六四天安門事件後，戴晴因為支持不同政見者，在同年7月14日被捕並在秦城監獄關押。她於次年1月21日被釋放後，又被監視居住了三個月。

1992年，戴晴獲得國際報業聯合會自由金筆獎。

戴晴曾出現在紀錄片《天安門》中，講述對共產主義理想的思維變遷。

戴晴應該屬於深度參與六四事件的人物，據稱自己也險些被處決，只是因為當時柏林牆倒塌，蘇東巨變等國際形勢變化，當局無暇他顧，這段自述應該有一定事實根據。

（3）對於戴晴專訪內容，外界反應雜陳不一，民運人士王丹對鄧小平考慮開放黨禁等說法似乎不予採信，落腳點在於老共講話不算數云云。八十年代初，鄧小平幾度與台灣來人會談，也有很多超前性的考慮。汪峰，李銳轉述的將四個堅持搬出憲法挪進黨章的說法，在和鄧小平接觸過的台灣客人之後的回憶也有過這樣相似的內容，但這未必就是開放黨禁的先聲，包括天安門廣場重新矗立孫中山畫像，取消馬恩列斯畫像，都是台灣客人當面向鄧小平提出的意見和建議，鄧小平當時有這樣的考慮，更多著眼於兩岸關係互動，以及急於和蔣經國談統一過程的思考。包括兩岸統一之後國號問題，鄧小平當時也都有出人意外的考慮。只是一種思考，一種考慮，但當時的黨內，既然高層仍存在「上層惡鬥」現象或框架，這一類考慮要付諸實施的難度顯而易見。至於胡啟立說的，黨報版面由本报的总编辑做决策。”戴晴说，听到胡启立这些话 ，“当时真是吓了我一跳”。在她看来这有“在新闻自由上走一步”的意思。胡启立说版面由各报决定将是一大突破。之後乃至今天，黨報頭版版面的千篇一律，早已證明，那只是胡啟立個人見地，是那個特殊時期曇花的閃爍，遠遠談不上被賦予“在新闻自由上走一步“的意義。

（4）戴晴新著所總結和勾勒的「政争-权争和权斗模式」，在鄧小平與陳雲相繼引退，中國政局進入江朱時期，胡溫時期，乃至於習近平時代，這個「政争-权争和权斗模式」是否也在持續過程中。已故前總理李克強在任十年期間，習近平及他的核心團隊，三番五次強調定於一尊，不准妄議，南院北院之爭是否空穴來風，是否也是「政争-权争和权斗模式」的一種表現，習李之間，以李克強，汪洋隱退，並以李克強意外身亡而告一段落，從某種意義上，所謂的鄧小平陳雲之爭，也是黨內某種政治制衡和權力平衡的約束和牽制，甚至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一種無法讓任何人在重大決策問題上，可以一錘定音，獨斷獨行，天馬行空，為所欲為的剎車閥，如今當下，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二十大之後，黨內獨尊一人的地位已經確立，似乎不會再有當年當年兩位老人明裏暗裏相互制約，或暗中使招，打遍天下無敵手之後，「政争-权争和权斗模式」是否不復存在？如果這個客觀規律依然存在，那麼歷史還會不會重演？